王 杨：李老师，您大学学习的是英语专业，毕业之后曾经做过报纸和杂志的记者编辑，还曾经担任商务部的培训教授，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写过小说，后来又走上了文学翻译的道路，能具体谈谈您是怎样和文学以及翻译结缘的吗？
李 尧：1962年我16岁时考到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从ABCD开始学英语。和现在恨不得刚会说话就学英语的年轻人相比，“起步”太晚。但我读书时非常用功，仗着记忆力好，4年间，读了不少英文原著和从别的文字翻译成英文的世界名著。比如雨果的《悲惨世界》、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甚至巴金的《家》。我还有意识地对照这些著作的中文译本或者中文原著，逐字逐句研究，获益匪浅，为日后从事文学翻译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我这个人有点好高骛远。大学三年级，我试着从英文版将俄罗斯作家柯罗连科的短篇小说《灯塔》译成中文，不是为了发表，只是觉得好玩。我1966年大学毕业，1968年开始工作，当记者、编辑。虽然英文没有派上用场，但我喜欢这一职业。因为我自幼喜欢文学，从小就立志当作家。在我的心目中，记者、编辑离作家只有一步之遥。为了圆自己的作家梦，我总是积极地到牧区、农村、工厂、部队采访，体验生活，与当时的英雄人物如龙梅、玉荣近距离接触，有意识地从他们身上学习优秀品质。看到自己写的文章（包括社论）变成铅字，在报纸上发表，我心里充满喜悦。1972年，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成立了一个文学创作组。我有幸被选中，离开五七干校，在安柯钦夫先生（曾任内蒙古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的带领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我写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1975年到1976年还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其中多部作品获自治区文学创作奖。1986年，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圆了儿时的“作家梦”。但我时刻记得自己是英语专业的学生，丢掉辛辛苦苦学来的英语，就是丢掉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因此，我在完全没有“语言环境”的情况下，坚持学习英语。从1968年离开学校到1976年“文革”结束，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我也仍然与英语为伴。英文版《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是我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期间最好的教科书；从“学习班”到五七干校之后，我利用劳动间隙，读完了英文版《约翰·克利斯朵夫》。1980年，我的第一本译作《一路雷霆》出版，实际上，早在1970年我就完成了主要篇章的翻译。当时并没有想到文学翻译将成为我奉献一生的事业，只是出于一个朴素的念头：不要把英语忘了。
我真正有目的地开始文学翻译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让我心底理想的种子发出新芽。面对滚滚而来的新文艺思潮，我一方面想努力写出好作品；另一方面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希望把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填补十年甚至几十年来我国在英美文学译介方面的空白。但当时我手头资料奇缺，只能从念大学时节衣缩食买的几本旧书中寻找可以翻译的材料。1979年，我在《青海湖》第一期发表的译作《梦星空》译自美国1912年出版的The World’s Greatest Short Stories。随后发表的《航海》《鬼新郎》译自1901年美国出版的IRVING Sketch Book by Washington Irving。这两本现在供在我书架最高处的百年老书，虽然解了燃眉之急，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当时很苦闷，不知道路在何方。硬着头皮给素未谋面但敬仰已久的王佐良教授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他的帮助。我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并不指望先生能够回信给我，因为王佐良先生是名满天下的大翻译家，而我只是远在内蒙古的一个无名小卒。没曾想，我很快收到王先生的回信，他还给我寄来美国著名作家斯坦贝克的两个短篇小说《紧身甲》和《小马驹》的复印件。王先生在信中鼓励我在文学翻译的道路上坚持下去，还告诉我怎样通过图书馆“异地借书”。王佐良教授的信对于我是极大的鼓励。我暗下决心，绝不辜负他的希望，很快将这两个短篇小说翻译发表。8年后的1988年，我和王教授第一次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见面，提及此事，他还依稀记得。他一生中不知道帮助过多少像我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
在文学翻译的道路上，我不只得到王佐良先生的帮助，还得到许多老一代翻译家的支持和鼓励。傅惟慈先生知道我无书可译后，把他手头的《人猿泰山》一书寄给我让我翻译。我特别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夜以继日地阅读翻译。译好之后，当时作家出版社的编辑崔艾真和我一起骑车到白家庄董乐山先生家，请他为译本写序。董乐山先生欣然命笔，在序中说：“在我国，虽然早在30年代就有了《人猿泰山》的译本，但译文质量粗劣，而且早已绝版。现在重新翻译出版，我们稍加领略，就会发现它集写实、推理、冒险、科幻于一炉，是一百年前非洲丛林的风俗画、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世态画，也是一部浓缩了的人类进化史。”董先生的序言无疑也是对我翻译的肯定，对初出茅庐的我意义可谓大矣。该书很快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印了10万册，这个记录在我的“翻译史”上，至今未能打破。之后，董乐山先生还将我翻译的《收藏家》推荐给漓江出版社的刘硕良先生，使其顺利出版。该书后来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台湾可筑书房再版，为我赢得赞誉。在我初学翻译的日子里，老一辈翻译家就是这样无私地帮助我，让我难忘。我至今珍藏着叶君健、孙绳武先生写给我的信，珍藏着董乐山、江枫、蓝英年老师在上世纪80年代送我的书。当我在一片荒漠里艰难跋涉时，他们的关怀和支持就是一股股甘泉，滋润我，鼓舞我。
回想起来，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1981年，我四处搜寻，想找到可以翻译的材料。终于在乌兰察布盟科技情报所一堆落满尘土的新华社英文电讯稿中，发现了一本短篇小说Turkey Season。作者是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我很喜欢这个短篇小说，看了几遍就动手翻译，还通过新华社给作者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她作品的喜爱和想将其翻译成中文的愿望。不久，我便收到爱丽丝·门罗8月26日从加拿大写来的信以及她送我的两本书《快乐影子之舞》和《少女们和妇人们的生活》。我欣喜若狂，以为终于可以在作者的指导下译出两本好书。然而事与愿违，我敲了许多家出版社的门，没有一家肯接纳。我觉得对不起门罗，但她的信我一直保存至今，38年间，我经常从中感受一位文学大师的真诚与热情。
1983年，上海《外国语》杂志和南京《译林》杂志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中青年文学翻译比赛。我那时虽然已经翻译出版了4本书，在报刊杂志发表过几个短篇小说，但对自己的翻译水平究竟如何，心里没底，就想参加比赛，一探究竟。比赛的评委都是全国最负盛名的老翻译家，题目是美国作家厄普代克的短篇小说《儿子》。结果揭晓，全国4000多名参赛者中有40个人获奖，我是其中之一，而且是西北地区惟一的获奖者。《译林》的李景端老师特意写信向我表示祝贺，我还参加了1984年花城出版社在深圳召开的“翻译经验交流会”和1986年中国翻译协会在烟台召开的“中国第一届中青年翻译工作者经验交流会”。在会议上，我不但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还获得巨大的精神力量，增添了一往无前的勇气和信心。
王 杨：您最初翻译了很多英美国家的作家作品，那又是怎样开始澳大利亚文学翻译的呢？
李 尧：我从事澳大利亚文学翻译是一种偶然，也是必然。我初涉翻译时漫无目的，碰到什么就翻译什么。尽管也懂得，只有专攻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作家的文学作品，才能有所成就，但我当时是文学杂志《敕勒川》的副主编，在翻译行当，既无人指导，又无书可译，只能乱闯。1980年冬，我在内蒙古大学见到来自成西澳大利亚大学的“志愿者”艾莉森·休伊特，得知我在搞文学翻译之后，艾莉森送给我帕特里克·怀特的《人树》和亨利·劳森的《短篇小说选》。我虽然知道帕特里克·怀特和亨利·劳森都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作家，但读他们的作品还是第一次。我如获至宝，认真研读，冥冥之中觉得自己就像《人树》的主人公斯坦·帕克一样，被一只无形的大手领进茫茫无际的丛林，举起斧头，开辟属于自己的土地。有了这两本书、萌生出翻译澳大利亚文学的念头之后，我“故伎重演”，给时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的胡文仲教授写信，向他剖白了这一心愿。我与胡文仲教授没有任何交往，但知道他是研究澳大利亚文学的权威。胡老师很快给我回信，并且寄来他选注的《澳大利亚短篇小说选集》和一本儿童文学作品。他在信中写道：“澳大利亚文学翻译在中国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在这块土地上你将大有作为。”胡老师的信和书无疑是指引我的明灯，我自此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澳大利亚文学翻译上来。胡老师是我真正的良师益友。他学养深厚，人品高洁，在事业上提携我，在为人处世上也是我的楷模。之后数年里，我们合作翻译了帕特里克·怀特的《人树》，选编翻译了《澳大利亚当代短篇小说选》，由他主编、我翻译的《牛津澳大利亚历史》更拓展了我澳大利亚研究的领域。30多年来，我就这样在胡教授的指引下，在澳大利亚文学翻译的处女地上辛勤耕耘，没有丝毫懈怠。
王 杨：您觉得和其他地区的英语文学相比，澳大利亚文学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
李 尧：迄今为止，40年来我总共翻译了52本书。其中有20本是英美文学，包括海明威、托马斯·伍尔夫、约翰·福尔斯、马丁·艾米斯、玛丽琳·罗宾逊、莱昂内尔等作家的作品。和他们的作品相比，我觉得澳大利亚文学的独特之处还在于浓厚的澳大利亚风情。正如澳大利亚这块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是任何别的大陆都不可替代的一样，植根于这块土地上的文学作品所表现的生活与别国文学作品也有很大差异。澳大利亚独特的历史、自然景观、生活方式、种族矛盾都为不同时期的作家提供了创作的舞台与空间。至于创作方法，因为澳大利亚文学与英美文学同属英语国家的文学，发展过程也有诸多相似之处，我自己觉得并无特别的不同。但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学有其鲜明的特点。我翻译的澳大利亚原住民作家亚历克西斯·赖特的《卡彭塔里亚湾》和《天鹅书》就深受原住民口口相传的古老文学传统的影响，字里行间常常闪烁着绮丽的色彩。与此同时，作者继承了西方文学传统，吸收了拉美作家的魔幻现实主义元素，形成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有人称之为“原住民魔幻现实主义”。这种风格虽然让人耳目一新，但也给翻译带来许多困惑，我在翻译时觉得犹如在攀登高山，登顶后虽然有“一览众山小”的快乐，但仍然心有余悸。
王 杨：作为译者，您一定和很多澳大利亚作家成为了好朋友。在您看来目前澳大利亚作家中，有哪些作家或者文学现象值得关注？
李 尧：40年来，我和许多澳大利亚作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特里克·怀特、库切以及澳大利亚当代著名作家托马斯·肯尼里、考琳·麦卡洛、亚历克西斯·赖特、亚历克斯·米勒、布莱恩·卡斯特罗、尼克拉斯·周思、盖尔·琼斯都和我有不同程度的交往，有的成为莫逆之交。我写过一篇《翻译使我高尚》，就是说，我翻译这些享有国际声誉的澳大利亚作家作品的过程，就是提升自己、净化灵魂、变得高尚的过程。
澳大利亚文学顺应时代潮流，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点。近年来，原住民文学、华裔文学和其他少数民族裔文学方兴未艾。一大批年轻作家走上文坛，使得这座宝库更具研究价值。
王 杨：最初您还曾经从事小说创作，后来好像写得比较少了？
李 尧：2018年4月，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举行的《李尧译文集》新书发布会上，我曾说：“我从事澳大利亚文学翻译的直接后果是中国少了一个三流作家，多了一个文学翻译家。”因为我也曾立志成为作家，但翻译帕特里克·怀特和其他作家的作品，使我清醒地看到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不足。1988年，我到悉尼拜访帕特里克·怀特，他送给我他的自传《镜中瑕疵》时，在扉页写道：“给我勇敢的译者李尧，愿他和他的读者能因此书获益。帕特里克·怀特。”我也送给他我刚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秋天的微笑》。怀特接过书，一双清澈的蓝眼睛看着我，仿佛在说：“你的读者能因此书获益吗？”站在他面前，看着他身后书架上摆放着的一部部著作，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看清了一个作家的责任。几乎就在那一刻，我做出一个痛苦而无疑又是正确的决定：放弃小说创作，全力以赴翻译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就这样，1988年成为我文学生涯的分水岭。从悉尼回国至今30多年，我只是埋头翻译，挖掘自己作为文学翻译的价值与潜力，同时挖掘澳大利亚文学宝库里那些闪闪发光的珍宝。
王 杨：您从1979年发表第一篇译作开始，到今年整整40年了，回顾40年的翻译历程，您觉得文学翻译最难的部分是什么？现在的翻译是不是已经得心应手了？40年来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李 尧：40年的翻译历程千辛万苦，个中滋味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觉得最难的还是我们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对西方作家思维方式、叙述形式的陌生。我经常说，作家需要生活。文学翻译家也需要生活。文学翻译家需要的生活，除了自己对社会生活的体验与认知外，最主要的就是面前那本书。这二者相辅相成。如果你自己就是一张白纸，对书中描写的故事、人物、背景又一无所知，那就很难翻译出好作品。在这个问题上，我远非得心应手。我只是懂得了这个道理，尽量让自己做得好一点。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浩瀚无际的世界文学的海洋，译者只是驾着一叶扁舟在波峰浪谷间航行的船员，面前永远是未知的激流和漩涡。40年来，我最深的感受是，作为一个译者要怀着虔敬面对每一个你要翻译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要以非常负责的精神，对待文学翻译，对待作者，对待读者。要如帕特里克·怀特说的那样，让读者因你的劳动获益。几十年来，我从事文学翻译，常有如履薄冰之感，战战兢兢，不敢有丝毫的疏忽，但鉴于文学翻译的特点，在许多时候仍然难如人愿。只能努力工作，精益求精，尽量少出点错误。
王 杨：您现在还在继续从事翻译工作，目前手头正在翻译什么作品？您每天的工作状态或者工作习惯是怎样的？
李 尧：我目前在翻译澳大利亚当代作家盖尔·琼斯的长篇小说《诺亚·格拉斯之死》，这是一部很感人的小说。我还打算翻译托马斯·肯尼里如何创作《辛德勒名单》的回忆录，翻译考琳·麦卡洛的自传《没有凡人琐事的生活》，再翻译一本怀特的小说《特莱庞的爱情》。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是我敬仰的澳大利亚作家，我觉得有责任把他们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
我的生活很规律也很单纯——在北大和北外教授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澳大利亚文学名著翻译”，其余的时间就是翻译澳大利亚文学作品。我经常和学生讨论正在翻译的作品（也是他们的作业），从他们身上学到许多有用的东西。他们思想的火花会触发我的灵感，让我变得年轻，帮助我翻译出更好的作品。我很感谢我的学生。
王 杨：您可以说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您怎样看待70年来个人与时代的关系？
李 尧：我生于1946年，基本上是共和国的同龄人。70多年来，我和祖国一起经历了雨雪风霜，乾坤巨变，深刻地体会到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我特别感谢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绝对不会有我的今天。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愿意把毕生精力献给祖国的文学翻译事业，只有这样，我才觉得没有虚度此生。我始终记着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写的：“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是我青年时代挂在床头的座右铭，现在仍然是挂在我心里的座右铭。
（全文转自中国作家网，版权归《文艺报》社所有）
王 杨：李老师，您大学学习的是英语专业，毕业之后曾经做过报纸和杂志的记者编辑，还曾经担任商务部的培训教授，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写过小说，后来又走上了文学翻译的道路，能具体谈谈您是怎样和文学以及翻译结缘的吗？
李 尧：1962年我16岁时考到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从ABCD开始学英语。和现在恨不得刚会说话就学英语的年轻人相比，“起步”太晚。但我读书时非常用功，仗着记忆力好，4年间，读了不少英文原著和从别的文字翻译成英文的世界名著。比如雨果的《悲惨世界》、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甚至巴金的《家》。我还有意识地对照这些著作的中文译本或者中文原著，逐字逐句研究，获益匪浅，为日后从事文学翻译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我这个人有点好高骛远。大学三年级，我试着从英文版将俄罗斯作家柯罗连科的短篇小说《灯塔》译成中文，不是为了发表，只是觉得好玩。我1966年大学毕业，1968年开始工作，当记者、编辑。虽然英文没有派上用场，但我喜欢这一职业。因为我自幼喜欢文学，从小就立志当作家。在我的心目中，记者、编辑离作家只有一步之遥。为了圆自己的作家梦，我总是积极地到牧区、农村、工厂、部队采访，体验生活，与当时的英雄人物如龙梅、玉荣近距离接触，有意识地从他们身上学习优秀品质。看到自己写的文章（包括社论）变成铅字，在报纸上发表，我心里充满喜悦。1972年，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成立了一个文学创作组。我有幸被选中，离开五七干校，在安柯钦夫先生（曾任内蒙古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的带领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我写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1975年到1976年还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其中多部作品获自治区文学创作奖。1986年，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圆了儿时的“作家梦”。但我时刻记得自己是英语专业的学生，丢掉辛辛苦苦学来的英语，就是丢掉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因此，我在完全没有“语言环境”的情况下，坚持学习英语。从1968年离开学校到1976年“文革”结束，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我也仍然与英语为伴。英文版《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是我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期间最好的教科书；从“学习班”到五七干校之后，我利用劳动间隙，读完了英文版《约翰·克利斯朵夫》。1980年，我的第一本译作《一路雷霆》出版，实际上，早在1970年我就完成了主要篇章的翻译。当时并没有想到文学翻译将成为我奉献一生的事业，只是出于一个朴素的念头：不要把英语忘了。
我真正有目的地开始文学翻译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让我心底理想的种子发出新芽。面对滚滚而来的新文艺思潮，我一方面想努力写出好作品；另一方面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希望把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填补十年甚至几十年来我国在英美文学译介方面的空白。但当时我手头资料奇缺，只能从念大学时节衣缩食买的几本旧书中寻找可以翻译的材料。1979年，我在《青海湖》第一期发表的译作《梦星空》译自美国1912年出版的The World’s Greatest Short Stories。随后发表的《航海》《鬼新郎》译自1901年美国出版的IRVING Sketch Book by Washington Irving。这两本现在供在我书架最高处的百年老书，虽然解了燃眉之急，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当时很苦闷，不知道路在何方。硬着头皮给素未谋面但敬仰已久的王佐良教授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他的帮助。我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并不指望先生能够回信给我，因为王佐良先生是名满天下的大翻译家，而我只是远在内蒙古的一个无名小卒。没曾想，我很快收到王先生的回信，他还给我寄来美国著名作家斯坦贝克的两个短篇小说《紧身甲》和《小马驹》的复印件。王先生在信中鼓励我在文学翻译的道路上坚持下去，还告诉我怎样通过图书馆“异地借书”。王佐良教授的信对于我是极大的鼓励。我暗下决心，绝不辜负他的希望，很快将这两个短篇小说翻译发表。8年后的1988年，我和王教授第一次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见面，提及此事，他还依稀记得。他一生中不知道帮助过多少像我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
在文学翻译的道路上，我不只得到王佐良先生的帮助，还得到许多老一代翻译家的支持和鼓励。傅惟慈先生知道我无书可译后，把他手头的《人猿泰山》一书寄给我让我翻译。我特别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夜以继日地阅读翻译。译好之后，当时作家出版社的编辑崔艾真和我一起骑车到白家庄董乐山先生家，请他为译本写序。董乐山先生欣然命笔，在序中说：“在我国，虽然早在30年代就有了《人猿泰山》的译本，但译文质量粗劣，而且早已绝版。现在重新翻译出版，我们稍加领略，就会发现它集写实、推理、冒险、科幻于一炉，是一百年前非洲丛林的风俗画、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世态画，也是一部浓缩了的人类进化史。”董先生的序言无疑也是对我翻译的肯定，对初出茅庐的我意义可谓大矣。该书很快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印了10万册，这个记录在我的“翻译史”上，至今未能打破。之后，董乐山先生还将我翻译的《收藏家》推荐给漓江出版社的刘硕良先生，使其顺利出版。该书后来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台湾可筑书房再版，为我赢得赞誉。在我初学翻译的日子里，老一辈翻译家就是这样无私地帮助我，让我难忘。我至今珍藏着叶君健、孙绳武先生写给我的信，珍藏着董乐山、江枫、蓝英年老师在上世纪80年代送我的书。当我在一片荒漠里艰难跋涉时，他们的关怀和支持就是一股股甘泉，滋润我，鼓舞我。
回想起来，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1981年，我四处搜寻，想找到可以翻译的材料。终于在乌兰察布盟科技情报所一堆落满尘土的新华社英文电讯稿中，发现了一本短篇小说Turkey Season。作者是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我很喜欢这个短篇小说，看了几遍就动手翻译，还通过新华社给作者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她作品的喜爱和想将其翻译成中文的愿望。不久，我便收到爱丽丝·门罗8月26日从加拿大写来的信以及她送我的两本书《快乐影子之舞》和《少女们和妇人们的生活》。我欣喜若狂，以为终于可以在作者的指导下译出两本好书。然而事与愿违，我敲了许多家出版社的门，没有一家肯接纳。我觉得对不起门罗，但她的信我一直保存至今，38年间，我经常从中感受一位文学大师的真诚与热情。
1983年，上海《外国语》杂志和南京《译林》杂志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中青年文学翻译比赛。我那时虽然已经翻译出版了4本书，在报刊杂志发表过几个短篇小说，但对自己的翻译水平究竟如何，心里没底，就想参加比赛，一探究竟。比赛的评委都是全国最负盛名的老翻译家，题目是美国作家厄普代克的短篇小说《儿子》。结果揭晓，全国4000多名参赛者中有40个人获奖，我是其中之一，而且是西北地区惟一的获奖者。《译林》的李景端老师特意写信向我表示祝贺，我还参加了1984年花城出版社在深圳召开的“翻译经验交流会”和1986年中国翻译协会在烟台召开的“中国第一届中青年翻译工作者经验交流会”。在会议上，我不但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还获得巨大的精神力量，增添了一往无前的勇气和信心。
王 杨：您最初翻译了很多英美国家的作家作品，那又是怎样开始澳大利亚文学翻译的呢？
李 尧：我从事澳大利亚文学翻译是一种偶然，也是必然。我初涉翻译时漫无目的，碰到什么就翻译什么。尽管也懂得，只有专攻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作家的文学作品，才能有所成就，但我当时是文学杂志《敕勒川》的副主编，在翻译行当，既无人指导，又无书可译，只能乱闯。1980年冬，我在内蒙古大学见到来自成西澳大利亚大学的“志愿者”艾莉森·休伊特，得知我在搞文学翻译之后，艾莉森送给我帕特里克·怀特的《人树》和亨利·劳森的《短篇小说选》。我虽然知道帕特里克·怀特和亨利·劳森都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作家，但读他们的作品还是第一次。我如获至宝，认真研读，冥冥之中觉得自己就像《人树》的主人公斯坦·帕克一样，被一只无形的大手领进茫茫无际的丛林，举起斧头，开辟属于自己的土地。有了这两本书、萌生出翻译澳大利亚文学的念头之后，我“故伎重演”，给时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的胡文仲教授写信，向他剖白了这一心愿。我与胡文仲教授没有任何交往，但知道他是研究澳大利亚文学的权威。胡老师很快给我回信，并且寄来他选注的《澳大利亚短篇小说选集》和一本儿童文学作品。他在信中写道：“澳大利亚文学翻译在中国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在这块土地上你将大有作为。”胡老师的信和书无疑是指引我的明灯，我自此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澳大利亚文学翻译上来。胡老师是我真正的良师益友。他学养深厚，人品高洁，在事业上提携我，在为人处世上也是我的楷模。之后数年里，我们合作翻译了帕特里克·怀特的《人树》，选编翻译了《澳大利亚当代短篇小说选》，由他主编、我翻译的《牛津澳大利亚历史》更拓展了我澳大利亚研究的领域。30多年来，我就这样在胡教授的指引下，在澳大利亚文学翻译的处女地上辛勤耕耘，没有丝毫懈怠。
王 杨：您觉得和其他地区的英语文学相比，澳大利亚文学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
李 尧：迄今为止，40年来我总共翻译了52本书。其中有20本是英美文学，包括海明威、托马斯·伍尔夫、约翰·福尔斯、马丁·艾米斯、玛丽琳·罗宾逊、莱昂内尔等作家的作品。和他们的作品相比，我觉得澳大利亚文学的独特之处还在于浓厚的澳大利亚风情。正如澳大利亚这块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是任何别的大陆都不可替代的一样，植根于这块土地上的文学作品所表现的生活与别国文学作品也有很大差异。澳大利亚独特的历史、自然景观、生活方式、种族矛盾都为不同时期的作家提供了创作的舞台与空间。至于创作方法，因为澳大利亚文学与英美文学同属英语国家的文学，发展过程也有诸多相似之处，我自己觉得并无特别的不同。但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学有其鲜明的特点。我翻译的澳大利亚原住民作家亚历克西斯·赖特的《卡彭塔里亚湾》和《天鹅书》就深受原住民口口相传的古老文学传统的影响，字里行间常常闪烁着绮丽的色彩。与此同时，作者继承了西方文学传统，吸收了拉美作家的魔幻现实主义元素，形成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有人称之为“原住民魔幻现实主义”。这种风格虽然让人耳目一新，但也给翻译带来许多困惑，我在翻译时觉得犹如在攀登高山，登顶后虽然有“一览众山小”的快乐，但仍然心有余悸。
王 杨：作为译者，您一定和很多澳大利亚作家成为了好朋友。在您看来目前澳大利亚作家中，有哪些作家或者文学现象值得关注？
李 尧：40年来，我和许多澳大利亚作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特里克·怀特、库切以及澳大利亚当代著名作家托马斯·肯尼里、考琳·麦卡洛、亚历克西斯·赖特、亚历克斯·米勒、布莱恩·卡斯特罗、尼克拉斯·周思、盖尔·琼斯都和我有不同程度的交往，有的成为莫逆之交。我写过一篇《翻译使我高尚》，就是说，我翻译这些享有国际声誉的澳大利亚作家作品的过程，就是提升自己、净化灵魂、变得高尚的过程。
澳大利亚文学顺应时代潮流，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点。近年来，原住民文学、华裔文学和其他少数民族裔文学方兴未艾。一大批年轻作家走上文坛，使得这座宝库更具研究价值。
王 杨：最初您还曾经从事小说创作，后来好像写得比较少了？
李 尧：2018年4月，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举行的《李尧译文集》新书发布会上，我曾说：“我从事澳大利亚文学翻译的直接后果是中国少了一个三流作家，多了一个文学翻译家。”因为我也曾立志成为作家，但翻译帕特里克·怀特和其他作家的作品，使我清醒地看到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不足。1988年，我到悉尼拜访帕特里克·怀特，他送给我他的自传《镜中瑕疵》时，在扉页写道：“给我勇敢的译者李尧，愿他和他的读者能因此书获益。帕特里克·怀特。”我也送给他我刚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秋天的微笑》。怀特接过书，一双清澈的蓝眼睛看着我，仿佛在说：“你的读者能因此书获益吗？”站在他面前，看着他身后书架上摆放着的一部部著作，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看清了一个作家的责任。几乎就在那一刻，我做出一个痛苦而无疑又是正确的决定：放弃小说创作，全力以赴翻译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就这样，1988年成为我文学生涯的分水岭。从悉尼回国至今30多年，我只是埋头翻译，挖掘自己作为文学翻译的价值与潜力，同时挖掘澳大利亚文学宝库里那些闪闪发光的珍宝。
王 杨：您从1979年发表第一篇译作开始，到今年整整40年了，回顾40年的翻译历程，您觉得文学翻译最难的部分是什么？现在的翻译是不是已经得心应手了？40年来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李 尧：40年的翻译历程千辛万苦，个中滋味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觉得最难的还是我们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对西方作家思维方式、叙述形式的陌生。我经常说，作家需要生活。文学翻译家也需要生活。文学翻译家需要的生活，除了自己对社会生活的体验与认知外，最主要的就是面前那本书。这二者相辅相成。如果你自己就是一张白纸，对书中描写的故事、人物、背景又一无所知，那就很难翻译出好作品。在这个问题上，我远非得心应手。我只是懂得了这个道理，尽量让自己做得好一点。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浩瀚无际的世界文学的海洋，译者只是驾着一叶扁舟在波峰浪谷间航行的船员，面前永远是未知的激流和漩涡。40年来，我最深的感受是，作为一个译者要怀着虔敬面对每一个你要翻译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要以非常负责的精神，对待文学翻译，对待作者，对待读者。要如帕特里克·怀特说的那样，让读者因你的劳动获益。几十年来，我从事文学翻译，常有如履薄冰之感，战战兢兢，不敢有丝毫的疏忽，但鉴于文学翻译的特点，在许多时候仍然难如人愿。只能努力工作，精益求精，尽量少出点错误。
王 杨：您现在还在继续从事翻译工作，目前手头正在翻译什么作品？您每天的工作状态或者工作习惯是怎样的？
李 尧：我目前在翻译澳大利亚当代作家盖尔·琼斯的长篇小说《诺亚·格拉斯之死》，这是一部很感人的小说。我还打算翻译托马斯·肯尼里如何创作《辛德勒名单》的回忆录，翻译考琳·麦卡洛的自传《没有凡人琐事的生活》，再翻译一本怀特的小说《特莱庞的爱情》。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是我敬仰的澳大利亚作家，我觉得有责任把他们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
我的生活很规律也很单纯——在北大和北外教授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澳大利亚文学名著翻译”，其余的时间就是翻译澳大利亚文学作品。我经常和学生讨论正在翻译的作品（也是他们的作业），从他们身上学到许多有用的东西。他们思想的火花会触发我的灵感，让我变得年轻，帮助我翻译出更好的作品。我很感谢我的学生。
王 杨：您可以说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您怎样看待70年来个人与时代的关系？
李 尧：我生于1946年，基本上是共和国的同龄人。70多年来，我和祖国一起经历了雨雪风霜，乾坤巨变，深刻地体会到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我特别感谢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绝对不会有我的今天。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愿意把毕生精力献给祖国的文学翻译事业，只有这样，我才觉得没有虚度此生。我始终记着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写的：“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是我青年时代挂在床头的座右铭，现在仍然是挂在我心里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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